至于雅典战败的原因，说来很好玩，从政治体制上来讲，斯巴达有点像共产主义，雅典活的就像是个资本主义。（当然只是一个比方，斯巴达人民尚武，雅典人民论政）所以，就陆地上的军事实力根本不成正比（不过插一句，雅典的海上军事力量还是很不错的，即使是这样，还是仅仅在海上军事上勉强持平），斯巴达人民的战斗力可见一斑啊。其次是战争过程中，雅典曾有一场很严重的瘟疫蔓延，拉低了军力，再加上斯巴达很重视军事，每一个斯巴达战士都能以一敌三，军事人才济济，自然就会胜利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希腊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促使小农经济与手工业者破产，不少城邦丧失了大批劳动力，土地荒芜，工商业停滞倒闭。大奴隶主、大土地所有者、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乘机而入，大肆兼并土地、聚敛财富和奴隶，中小奴隶制经济逐渐被吞没，代之而起的是在大地产、大手工业作坊主为代表的大奴隶主经济。大批公民破产，兵源减少，城邦的统治基础动摇了。贫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不满富人和豪强的统治。柏拉图曾经写道：“每个城邦，不管分别如何的小，都分成了两个敌对部分，一个是穷人的城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因此，在斯巴达、科林斯等城邦，都曾先后发生贫民起义，打死了许多奴隶主，瓜分了他们的财产。风起云涌的起义打击了奴隶主的统治，进一步加速了希腊城邦的衰落。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城邦历史的转折点，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结束了雅典的霸权，而且使整个希腊奴隶制城邦制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场战争，使得斯巴达称霸于全希腊，使其寡头政治得以推行；各邦民主势力同时遭到迫害。寡头政治的蛮横统治又引起各国的强烈不满，许多城邦起兵反抗，伯罗奔尼撒同盟趋于瓦解。接着，几个比较强大的城邦如底比斯、雅典又为争夺希腊霸权继续战争。公元前4世纪前半期，希腊境内战火不绝，各邦力量彼此消耗下去，后来终于被早已对其觊觎的外敌马其顿所灭。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相当地位。对抗双方对海上通路的争夺，从海上对敌的封锁和侵入都达到了很大规模；夺取要塞创造了许多新方法，如使用水淹、火焚和挖掘地道等；方阵虽还是战斗队形的基础，但步兵能以密集队形和散开队形在起伏 地机动行动；职业军人开始出现。这些都对希腊以及西欧军事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果编辑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在战争期间内政与外交息息相联。雅典丧失了其强国地位。但战争的结束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新的希望，尤其人们希望和平和自由。色诺芬是这样来描述雅典的投降的：“雅典接受和平条约后赖山德尔进入比雷埃夫斯。那些被流放的人回到了他们的家园，在笛子音乐的伴随下大家欣乐地开始拆除城墙，因为大家相信，从这一天开始希腊的自由开始了。”“长墙”被拆除，提洛同盟被解散。雅典的舰队除12条船外全部被交出。在雅典一个亲斯巴达的寡头政权上台（不过这个政权在前403年就又被取消了）。在爱琴海上到处都设立了亲斯巴达的政府，斯巴达在各处驻兵。虽然科林斯和底比斯希望摧毁雅典，但雅典没有被摧毁，因为斯巴达不希望留下一个力量真空。斯巴达也有它自己的困难：它以自由和自主为口号介入战场，但却向波斯出卖了小亚细亚的城市。它又不想将这些城市让给波斯了，因此它不得不与波斯作战。波斯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得利者。波斯与斯巴达的战争一直到前386年才结束。这场战火从西西里岛到小亚细亚、牵涉了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古代世界大战”过后希腊的经典黄金时代也结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希腊的城市国家此前就已经不稳定的均衡关系彻底被打破了。前4世纪雅典虽然能够重建提洛同盟，但这个同盟与第一个同盟相比就逊色多了。但斯巴达的霸权也只持续了数十年，但此后战前的形势也未能被恢复。在这个发展过程的最后出现了雄心勃勃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交战的双方都是非正义的。在争夺霸权的这场较量中，斯巴达能够获胜，只不过因为其内部矛盾比之雅典相对小些、简单些罢了。雅典人对自己的同盟者压榨过甚，也为他们自己埋下了祸根。斯巴达人用解放他们的口号，轻而易举地就争得了许多支持者。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希腊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破坏。当敌人还在德凯利亚时，所有的雅典人不是在城墙上，就是在各个岗位上，站在武器的旁边。阿提卡农村的被占领、财产被掠夺、人力大批丧失，是雅典势力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战争对小农经济的毁灭性打击，摧毁了希腊文明的基础。作为城邦支柱的公民兵制度随着小所有者的没落而衰退，希腊城邦的末日已经不远，真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斯巴达人为了称霸希腊，不惜牺牲希腊的长远利益，同宿敌波斯联合对付提洛同盟，加速了雅典的失败，但因此而留给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在这次战争中，加强海军力量，争夺海上优势是一个突出的战略问题。雅典人曾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他们的强大舰队上，从而忽略了阿提卡农民的利益，最终把自己置于困境。斯巴达人首次与雅典人进行海战时，连在风浪中使船的技术都不具备，可是在经过多年的战争之后，却在羊河口海战中一举挫败了在海上称霸几十年的雅典人，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叙拉古人在战争中学到了作战的知识，他们用特殊加固的船头去撞击雅典人的船头，又以标枪配合，破了雅典人的传统海战战术，给敌人造成了极大威胁。固守城垣和攻城掠地的事，在此次战争中屡见不鲜。这是古代战争的一大特点。雅典人在开战之时，全国的人向雅典城集中，欲以坚守不出同斯巴达人对抗。而挖地道、断水源、放火烧，长时间包围乃至以攻城机强攻或利用内奸里应外合捣毁城池，都是各方常用的破城手段。战争中，及时捕捉战机比什么都重要。公元前429年，福密俄趁斯巴达人尚未熟悉水性之际，利用风浪给敌人造成的困境，立即发动攻击，获得胜利。其后，斯巴达人略施小计，把雅典人引入圈套，眼看胜利唾手可得，不料得意忘形，坏了大事。雅典人不失时机发动反击，反败为胜。公元前424年的安菲波里之战，雅典主战的克里昂不去想如何作战，而先考虑撤退，撤退中又将弱点暴露在敌人面前，正好给了想要出奇制胜的斯巴达人以可乘之机。斯巴达人仅以损失7人的代价，换得雅典损兵折将600人的胜利。如此巨大的反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雅典人在战争初期的信心，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依仗他们当时的财力；而在战争后期，斯巴达人的长期围困，使雅典人失去了土地和牲畜，内有奴隶叛逃，外有盟邦造反和强敌在侧，雅典人危在旦夕。在叙拉古时，雅典人远离故土，不免常被补给困难所扰，而终于遭到了全军覆灭的厄运。斯巴达人在派罗斯失陷后，组织救援不力，又有后院起火，希洛人造反，以致雪上加霜，终于失利。由此可见，进行战争时，有一个强大而巩固的后方是多么重要。
实际上这场战争就没有谁胜了。战争结束不久，斯巴达在雅典扶植的傀儡政权在一年之内被雅典民众推翻，雅典恢复了民主制度。短暂的三十年霸权统治后，斯巴达被底比斯人彻底消灭。希腊人在自己的领土上丧失了主宰地位，先是受到波斯的干预，后来被马其顿彻底征服。雅典是败在阶级斗争上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头，我们就读到这样一句话：“从来没有这么多流亡者，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被虐杀，这有时因战争本身造成，有时是内部斗争（stasiazein）的结果。”这里的内部斗争，就是前面所说的城邦内部寡头和平民之间的斗争，因此这个词也常被译为革命或党争，而斗争的双方则被译为寡头党人和民主党人（即平民）。其实当时的两大阶级还没有形成当代政党那样严密的组织形式，但寡头们借助社交聚会确实形成了一些秘密组织，而平民则通过“平民领袖”（dēmagōgos）产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并推动自己的政治议程。平民领袖一般出身于贵族或工商业者阶级，但为了获得政治影响力，他们转而代表平民的利益。阶级斗争可以靠暴力威胁下的政治妥协来实现（雅典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就是如此），但也可能发展为血腥的武装斗争。修昔底德写道：“民主党人和寡头党人到处都发生斗争，平民领袖们求援于雅典人，而寡头则求援于拉栖代梦（即斯巴达）人。在和平时期，人们没有求助外援的借口和意愿；但是在战争时期，任何一个党派为了寻求变革政体，总是愿意寻求援军以打击敌对党派，巩固自己的地位。”之所以民主党通常亲雅典、寡头党通常亲斯巴达，不仅有意识形态因素，也和雇工阶级与农业阶级的实际利益有关。雅典舰队所到之处，民主党人为其充当内应；斯巴达人兵临城下，寡头党人为其打开城门。希腊人似乎并不将此看做“不爱国”的行为，因为对他们来说，一个本阶级在其中没有政治参与的国家就不是自己的国家。柏拉图描写了贫富分化让同一个城邦分裂为富人的城邦和穷人的城邦；亚里士多德则指出（《政治学》）：城邦的本质不是其领土或人口，而是公民按照一定的政体去参与政治；当参与的形式变了，新的城邦就不是原来那个城邦了。各国的党派为了换得某一阵营的支持，就心甘情愿地派兵参加那一阵营，战争正是因此才席卷整个地中海世界。修昔底德对于人性有深刻的兴趣。他之所以写下这本书，就是考虑到人性始终如一，想要知道 “哪些事将会在某个时候以相似或相同的方式再次发生”，就必须清晰地了解历史。人类社会总是存在不同群体之间安全、利益和荣誉的矛盾，雅典人以对外扩张规避矛盾，终不免于一战；斯巴达人将一切生产加诸“外劳”之上，自己却终日担忧反抗；科基拉人将阶级敌人赶尽杀绝却并不能消灭阶级矛盾本身。在这场大战结束后的那个世纪，看到这一切的柏拉图决定将政治斗争消灭在灵魂深处，让欲望成为灵魂中受到统治的那部分；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却更现实地看出了：政治并不能消灭矛盾和斗争，却应该是人类优雅地从事斗争的艺术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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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梗ki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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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厉害，还是个钢铁直男
问答小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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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雅典战败的原因，说来很好玩，从政治体制上来讲，斯巴达有点像共产主义，雅典活的就像是个资本主义。（当然只是一个比方，斯巴达人民尚武，雅典人民论政）所以，就陆地上的军事实力根本不成正比（不过插一句，雅典的海上军事力量还是很不错的，即使是这样，还是仅仅在海上军事上勉强持平），斯巴达人民的战斗力可见一斑啊。其次是战争过程中，雅典曾有一场很严重的瘟疫蔓延，拉低了军力，再加上斯巴达很重视军事，每一个斯巴达战士都能以一敌三，军事人才济济，自然就会胜利了
饮下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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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
编辑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在战争期间内政与外交息息相联。雅典丧失了其强国地位。但战争的结束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新的希望，尤其人们希望和平和自由。色诺芬是这样来描述雅典的投降的：“雅典接受和平条约后赖山德尔进入比雷埃夫斯。那些被流放的人回到了他们的家园，在笛子音乐的伴随下大家欣乐地开始拆除城墙，因为大家相信，从这一天开始希腊的自由开始了。”“长墙”被拆除，提洛同盟被解散。雅典的舰队除12条船外全部被交出。在雅典一个亲斯巴达的寡头政权上台（不过这个政权在前403年就又被取消了）。在爱琴海上到处都设立了亲斯巴达的政府，斯巴达在各处驻兵。虽然科林斯和底比斯希望摧毁雅典，但雅典没有被摧毁，因为斯巴达不希望留下一个力量真空。斯巴达也有它自己的困难：它以自由和自主为口号介入战场，但却向波斯出卖了小亚细亚的城市。它又不想将这些城市让给波斯了，因此它不得不与波斯作战。波斯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得利者。波斯与斯巴达的战争一直到前386年才结束。这场战火从西西里岛到小亚细亚、牵涉了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古代世界大战”过后希腊的经典黄金时代也结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希腊的城市国家此前就已经不稳定的均衡关系彻底被打破了。前4世纪雅典虽然能够重建提洛同盟，但这个同盟与第一个同盟相比就逊色多了。但斯巴达的霸权也只持续了数十年，但此后战前的形势也未能被恢复。在这个发展过程的最后出现了雄心勃勃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交战的双方都是非正义的。在争夺霸权的这场较量中，斯巴达能够获胜，只不过因为其内部矛盾比之雅典相对小些、简单些罢了。雅典人对自己的同盟者压榨过甚，也为他们自己埋下了祸根。斯巴达人用解放他们的口号，轻而易举地就争得了许多支持者。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希腊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破坏。当敌人还在德凯利亚时，所有的雅典人不是在城墙上，就是在各个岗位上，站在武器的旁边。阿提卡农村的被占领、财产被掠夺、人力大批丧失，是雅典势力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战争对小农经济的毁灭性打击，摧毁了希腊文明的基础。作为城邦支柱的公民兵制度随着小所有者的没落而衰退，希腊城邦的末日已经不远，真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斯巴达人为了称霸希腊，不惜牺牲希腊的长远利益，同宿敌波斯联合对付提洛同盟，加速了雅典的失败，但因此而留给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在这次战争中，加强海军力量，争夺海上优势是一个突出的战略问题。雅典人曾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他们的强大舰队上，从而忽略了阿提卡农民的利益，最终把自己置于困境。斯巴达人首次与雅典人进行海战时，连在风浪中使船的技术都不具备，可是在经过多年的战争之后，却在羊河口海战中一举挫败了在海上称霸几十年的雅典人，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叙拉古人在战争中学到了作战的知识，他们用特殊加固的船头去撞击雅典人的船头，又以标枪配合，破了雅典人的传统海战战术，给敌人造成了极大威胁。固守城垣和攻城掠地的事，在此次战争中屡见不鲜。这是古代战争的一大特点。雅典人在开战之时，全国的人向雅典城集中，欲以坚守不出同斯巴达人对抗。而挖地道、断水源、放火烧，长时间包围乃至以攻城机强攻或利用内奸里应外合捣毁城池，都是各方常用的破城手段。战争中，及时捕捉战机比什么都重要。公元前429年，福密俄趁斯巴达人尚未熟悉水性之际，利用风浪给敌人造成的困境，立即发动攻击，获得胜利。其后，斯巴达人略施小计，把雅典人引入圈套，眼看胜利唾手可得，不料得意忘形，坏了大事。雅典人不失时机发动反击，反败为胜。公元前424年的安菲波里之战，雅典主战的克里昂不去想如何作战，而先考虑撤退，撤退中又将弱点暴露在敌人面前，正好给了想要出奇制胜的斯巴达人以可乘之机。斯巴达人仅以损失7人的代价，换得雅典损兵折将600人的胜利。如此巨大的反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雅典人在战争初期的信心，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依仗他们当时的财力；而在战争后期，斯巴达人的长期围困，使雅典人失去了土地和牲畜，内有奴隶叛逃，外有盟邦造反和强敌在侧，雅典人危在旦夕。在叙拉古时，雅典人远离故土，不免常被补给困难所扰，而终于遭到了全军覆灭的厄运。斯巴达人在派罗斯失陷后，组织救援不力，又有后院起火，希洛人造反，以致雪上加霜，终于失利。由此可见，进行战争时，有一个强大而巩固的后方是多么重要。相逢不必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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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场战争就没有谁胜了。
战争结束不久，斯巴达在雅典扶植的傀儡政权在一年之内被雅典民众推翻，雅典恢复了民主制度。
短暂的三十年霸权统治后，斯巴达被底比斯人彻底消灭。希腊人在自己的领土上丧失了主宰地位，先是受到波斯的干预，后来被马其顿彻底征服。
雅典是败在阶级斗争上的。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头，我们就读到这样一句话：“从来没有这么多流亡者，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被虐杀，这有时因战争本身造成，有时是内部斗争（stasiazein）的结果。”这里的内部斗争，就是前面所说的城邦内部寡头和平民之间的斗争，因此这个词也常被译为革命或党争，而斗争的双方则被译为寡头党人和民主党人（即平民）。其实当时的两大阶级还没有形成当代政党那样严密的组织形式，但寡头们借助社交聚会确实形成了一些秘密组织，而平民则通过“平民领袖”（dēmagōgos）产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并推动自己的政治议程。平民领袖一般出身于贵族或工商业者阶级，但为了获得政治影响力，他们转而代表平民的利益。
阶级斗争可以靠暴力威胁下的政治妥协来实现（雅典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就是如此），但也可能发展为血腥的武装斗争。修昔底德写道：“民主党人和寡头党人到处都发生斗争，平民领袖们求援于雅典人，而寡头则求援于拉栖代梦（即斯巴达）人。在和平时期，人们没有求助外援的借口和意愿；但是在战争时期，任何一个党派为了寻求变革政体，总是愿意寻求援军以打击敌对党派，巩固自己的地位。”之所以民主党通常亲雅典、寡头党通常亲斯巴达，不仅有意识形态因素，也和雇工阶级与农业阶级的实际利益有关。雅典舰队所到之处，民主党人为其充当内应；斯巴达人兵临城下，寡头党人为其打开城门。希腊人似乎并不将此看做“不爱国”的行为，因为对他们来说，一个本阶级在其中没有政治参与的国家就不是自己的国家。柏拉图描写了贫富分化让同一个城邦分裂为富人的城邦和穷人的城邦；亚里士多德则指出（《政治学》）：城邦的本质不是其领土或人口，而是公民按照一定的政体去参与政治；当参与的形式变了，新的城邦就不是原来那个城邦了。各国的党派为了换得某一阵营的支持，就心甘情愿地派兵参加那一阵营，战争正是因此才席卷整个地中海世界。
修昔底德对于人性有深刻的兴趣。他之所以写下这本书，就是考虑到人性始终如一，想要知道 “哪些事将会在某个时候以相似或相同的方式再次发生”，就必须清晰地了解历史。人类社会总是存在不同群体之间安全、利益和荣誉的矛盾，雅典人以对外扩张规避矛盾，终不免于一战；斯巴达人将一切生产加诸“外劳”之上，自己却终日担忧反抗；科基拉人将阶级敌人赶尽杀绝却并不能消灭阶级矛盾本身。在这场大战结束后的那个世纪，看到这一切的柏拉图决定将政治斗争消灭在灵魂深处，让欲望成为灵魂中受到统治的那部分；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却更现实地看出了：政治并不能消灭矛盾和斗争，却应该是人类优雅地从事斗争的艺术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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